《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50条和《行政诉讼法》第60条都规定行政机关对行使行政裁量权引发的纠纷可以调解。

在如何救济相邻关系场合下因噪音、气味等侵扰受到的非财产损害问题上，葡萄牙司法界和学术界根据本国民法典第70条的规定，毫无争议的认为，在健康权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人格权——休息和安静的权利（direito a saude e ao repouso）。[61] 按照以上思路，建议将草案征求意见稿之人格权编中有关隐私权的条文设计表述并排列如下： 第××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例如杨立新教授曾举有一例：浙江省仙居县人杨中兴于1990年5月收到一封电报，电报称：杨中兴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工作的哥哥被汽车撞成重伤，正在医院抢救。[52]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3]亦说明人格权保护已成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充分保护人格利益和人格权将成为未来民法典编纂不可回避的基本取向。值得警惕的是，有学者在有关我国人格权法条文建议案中建议如是规定隐私权，即自然人享有隐私权。而隐私权乃是自然人拥有的保有其私人生活秘密免于遭受违背自己意愿的外泄的权利。

宋淑兰与为您服务报社侵犯安宁权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源自北大法宝数据库，CLI.C.884894。我国部分法院已有将自然人的安宁权益归为隐私权、名誉权加以阐释的实践，保持该种模式，亦是在坚守相关司法实践。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所有刑罚中，只有死刑涉及人的尊严问题，终身监禁与人的尊严无关。

他知道他人的目的，并以这个目的，当作法则来规定他人的行为的种类和方法，并使自己的意志从属于这个目的。确切地讲，终身监禁也是一种死刑，一种‘分期执行的死刑，它损害了犯人的个性。德国刑法1992年增加的第43a条第1款规定：当其他法律规定适用本条时，法院得于超过二年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之外，宣告以犯罪人的财产价值为上限的金额给付。[65]显然，补充性的法益保护实际上是比例原则的另一种表述。

然而，这样的回答未免过于抽象。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宣扬、煽动恐怖主义的言论，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种族灭绝的言论，淫秽言论，诽谤性言论，教唆他人犯罪、传授犯罪方法的言论，任何人都不能发表。

[97]同前注[11]，[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书，第136页。[42]所以，应当由人民决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罪科处何种刑罚。宪法学与刑法学的本体都应当是解释学，而不是立法论。所以，如果某一规定所保护的利益缺少宪法上的依据，那么，就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无效的。

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为了使每个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必须有法律禁止侵害他人自由的行为。将罪刑法定原则上升为宪法原则，不仅意味着刑法解释与适用不得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且意味着立法解释以及刑事立法都不得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基本理由是，这一规定违反了明确性原则，而明确性原则是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2款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55]这是因为，这样的决定不仅在结果上不符合刑法理论长期以来对乱伦罪构成要件的批判，而且，在论证上，也明显疏远了法益概念，并倾向于采取在宪法上不受认可的尝试，即通过援引所谓目前的或者立法机构那里认可的法益来限制刑事立法者的权限。

[85]故意与过失是责任的两种形式，没有故意、过失的行为不是行为人主观选择的结果，将其作为犯罪就否定了人的意志，实际上将人视为一般动物，不是尊重人的表现。民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72]有责任就有刑罚，则是积极的责任主义的表述。[93]参见[美]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王守昌、戴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事实上，政府与立法机关在一些决策方面也利用了这种方式。例如，不符合拘留的程序条件而拘留的，就违反了第3款的规定。刑法既是裁判规范也是行为规范，刑法条文中总是包含了对人的行为的描述。换言之，即使认为罚金刑与没收财产刑不违宪，但如果刑罚的内容不明确，就可能违反罪刑法定主义这一宪法原则比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要求人大向社会公开其所听取、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情况的报告，政府执行预算情况的报告以及政府对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等。[39]从组织性质来说，五所二站实际上分为3类。

然而，过去一个时期，《条例》第13条规定的三需要被理解为依申请公开的资格限制，政府要求申请人说明申请用途并提供证明文件一度几成常态。宪法定位上基本性质对应参与民主，而非代议民主，核心功能指向民主参政，不限于维权救济，内在限度追求理性有序，避免过犹不及。

文章来源：《法学》2019年第2期 进入专题： 政府信息公开 宪法逻辑 。[21]同前注[5]，秦小建文。

[12]尽管知情权没有写进《条例》，但周汉华教授指出：政府信息公开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权利的需要，因为实践中，人民要行使这些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其前提条件是知情，只有知情以后才能真正谈得上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力。[12]周汉华：《起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的基本考虑》，《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

借鉴德国公法学家格耶利内克之理论，我国学者曾建构出人民的四种主权者地位。诚然，《条例》第10条第2、4款要求行政机关主动向社会公开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以及财政预算、决算报告，跟《监督法》前述规定包含的公开内容有所竞合。《条例》修订草案中，人民的主动地位体现得更加充分，具体包括第9条(人民有权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第19～20条(政府应主动公开对于涉及公众利益重大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以及需要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相关政府信息)、第26条(公民有权向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申请信息)、第38条(行政机关可将被多人申请的信息纳入主动公开范围)和第39条(公民有权建议行政机关把所申请的特定信息纳入主动公开范围)。另一方面，其主张与公民无直接利害关系、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应不允许公民个人申请，否则会带来知情权的虚假繁荣，因为这类申请未经代议制的整合和人民代表的理性过滤。

[4]但遗憾的是，至今未见对信息公开制度宪法逻辑的深入分析。至于个体公民提出的包罗万象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则更是无法由人大处理和回应。

制定信息公开条例，是政府保持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方式，是人民监督政府工作的必要条件。正是在此背景下，《条例》修订草案第8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政府信息资源的规范化、电子化管理，整合政府信息资源，提高政府信息资源的共享水平。

[6]同时，相较于美国法将知情权视为言论自由之要素，[7]《条例》专家建议稿明确指出在我国，虽然宪法第35条也规定了公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权，但由于我国仍然尚未制定新闻法与出版法，且对宪法第35条第内容也没有权威性的解释，因此，我们认为不宜将信息公开制度与言论自由权联系到一起，言论自由权的问题在我国应该通过其他立法单独解决，这算是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一个特点。这一点由《条例》修订草案第26条(公民有权申请公开关涉个人权益的信息)所延续，保障人民有权获得影响自身权益的政府信息。

《条例》修订草案第17条第1款对何为内部管理信息作了进一步界定：行政机关内部的工作流程、人事管理、后勤管理等有关行政机关内部事务的信息，可不予公开。第2条第3款所确立的参与民主制度，紧接第2款规定的人大制度，同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的实现形式。[10]《条例》颁行后，作为全国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的国办延续了这一立场。事实上，就功能而言，信息公开制度更接近信访。

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使民众能够获得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信息也使民众参与政府决策过程更为可行。也有学者明确指出信息公开制度针对的是尚未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类似于申请行政许可，受到行政处罚，与试图改变一个已经形成的法律关系的行政复议和诉讼有本质区别，故信息公开申请以具有利害关系作为资格要件纯属一个假问题。

类似观点还可参见莫于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黄海华《：政府信息公开的多元思考——修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应当遵循的立法原则》，《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

更重要的是，从实定法角度而言，这一立场在《条例》立法目的条款中得到了系统、全面的表达。1982年《宪法》对此作出修改，将原本分散的内容，即3条关于人大制度的规定和第17条关于民主参政的规定，整合进同一个条文，并放在人民主权原则条款之后。